孙泽洲，研究员，1970年生。1992年从我校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工作，主要参与了实践五号卫星、资源一号卫星等多个型号研制任务。2004年任嫦娥一号卫星副总设计师。2008年任嫦娥三号探测器总设计师。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1项，国防科学技术奖2项，入选科技部2012年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学术技术带头人，荣获首次月球探测工程突出贡献者、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第十一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等荣誉称号。2014年荣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2013年度航天功勋奖，入选首批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又称“万人计划”）。

    2013年，孙泽洲带领着一支平均年龄只有33岁的年轻队伍，成功护航中国的“嫦娥”、“玉兔”踏上月球。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实现航天器地外天体软着陆的国家。孙泽洲作为这支团队的“领头羊”到底有何过人之处？本文将带大家走近这位年轻总师的内心世界。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孙泽洲是标准的“航二代”。父母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从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孙泽洲。“想都没想，就选择了干航天。”

    然而，航天近乎枯燥的程序化工作，让毕业之初的孙泽洲产生不小的失落。“当时中国的航天事业还没有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任务比较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干出点成果。”新人孙泽洲也有过迷茫。

    尽管失落，孙泽洲还是试着调整心态。不管简单的任务还是棘手的问题，他都尽力完成好；趁着工作不忙，他把单位以前的技术文件翻出来钻研。从事资源一号卫星研制工作时，孙泽洲的两位领导陈钦楠和常际军对他说：“不能把眼睛只放在自己的分系统上，要对整个系统的情况多学习。”只是一句话，便点醒了孙泽洲。他的工作在不断自我加压中变得充实起来。

    1996年，孙泽洲听了航天专家褚桂柏的探月报告后，第一次感受到探月设想带来的冲击——“似乎遥不可及”。谁料想，仅仅五年之后，孙泽洲便开始参与探月工程论证工作，正式结缘“嫦娥”。“从那时起，我看月亮的心情就不一样了。”

    2004年，探月工程正式立项，时年34岁的孙泽洲被任命为嫦娥一号卫星副总设计师。嫦娥一号的总体工作极大地锻炼了孙泽洲迅速汲取各专业知识的能力和勇担组织协调重任的心态，为其后来领军嫦娥三号打下基础。

    人生的第一个大考

     在“学霸”孙泽洲看来，高考对他来说“不算什么”。直到自己在38岁的年纪挑起嫦娥三号探测器总设计师的重任时，孙泽洲意识到，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大考来了。孙泽洲坦言，尽管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充分准备，接过嫦娥三号“帅印”后所面临的困难，还是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难点千头万绪，在脑子里一想就是一大串儿。”提起嫦娥三号“取经”路上的磨难，孙泽洲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得很远。

     2008年嫦娥三号刚立项，减重问题就给了孙泽洲一个下马威。由于推进剂的消耗比预想的增加了几十公斤，为保证探测器总重量不变，必须要给星上产品使劲“减肥”。孙泽洲没有把减重的任务简单地“压”给设计师。身为总设计师的他，亲自和大家一台一台设备地重新梳理构形布局，将整星包络缩小，最终优化了构形方案，为后续型号的整个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始终处于动态变化的星上产品重量，使减重问题贯穿了嫦娥三号研制的全过程。

     当重量实在无处可减，为什么不从产品配重上想辙？2011年底，孙泽洲提出整器优化的配重方法，巧妙地将配重降到了最低。

     “越是难走的路，越想走一走。”这句话，孙泽洲记不清是他接受哪家媒体采访时所说的。但言语中的自信，他不曾忘记。“深空探测任务不断发展的特点决定着我们这支队伍必须习惯接受挑战。越是新的挑战，反而越能激发我们的能动性。”孙泽洲说着，眼神中有光芒闪烁，“后来我们渐渐开始享受这个过程。”

    落月前的两个电话

    2013年12月2日凌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托举着嫦娥三号探测器奔向太空。此时的孙泽洲对新研产品和飞行任务的客观风险已经不太担心。唯独嫦娥三号落月时所要面对的地形地貌情况，让孙泽洲的内心有些许忐忑。嫦娥三号探测器着陆的前一天，孙泽洲打了两个电话。

    一个电话他打给了吴学英。吴学英要在着陆当晚，代表嫦娥三号研制人员到央视进行现场直播解说。“孙总嘱咐我，一定要做好两手准备，万一任务有闪失，不能语无伦次。”大事小事从好坏两方面去想，是孙泽洲长久从事航天工作养成的职业习惯。

    另一个电话孙泽洲打给了73岁的母亲。一直以来，母亲都在默默关注着儿子所从事的航天事业。尤其是嫦娥三号任务进入最关键的阶段，母亲每天都守在电视机旁。“妈，您看电视就行。只跟您说一点，成了，您别太高兴；败了，也千万别为我担心。出现什么情况，我都能面对。”电话里，孙泽洲和母亲说着母子间默契的“暗语”。

    嫦娥三号任务成功前，静下来的时候，孙泽洲也设想过成败。“总的来说，信心大过担心。”但每次只要脑海中闪现跟着自己干了六年的嫦娥三号团队，对于失败，他便不敢再想下去。“这群年轻人很多一毕业就加入团队，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型号。如果任务失败，我会觉得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的付出。”孙泽洲的想法坦诚而朴素。

    12月14日21时11分， 嫦娥三号探测器稳稳地落在了月球表面预选着陆区域。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大厅欢庆的人群中，电视镜头拍到孙泽洲疑似掩面擦泪的画面。熟悉他的同事觉得，硬汉孙泽洲绝对会“有泪不轻弹”。“那八成是他高度疲劳之后习惯性的抹脸动作。他实在是太累了。”

    那一刻，孙泽洲悬了六年的心终于松了一下。“当时就想，起码60分揣兜里了吧。”六年来，只有孙泽洲知道，自己的身心没有一天是彻底放松的。嫦娥三号实现“落下去”的目标后，嫦娥三号团队来不及庆祝，他又投入到后续使月球车“走起来”的准备工作中去。

    12月15日，“嫦娥”和“玉兔”顺利完成两器释放分离和互拍成像任务。前一夜，孙泽洲只在指挥现场眯了一个小时的觉。十几天来，孙泽洲一直跟试验队呆在飞控中心。等到疲惫不堪的他回到家中，他和家里人“早过去那个激动劲儿了”。

    公认的“定海神针”

    月球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嫦娥三号团队必须在地面上做好最坏的打算。2011年进行的着陆过程地面试验，对风速、光照等条件要求十分苛刻，受到条条框框的制约比月球上还多。

    一向对生活信息不怎么留意的孙泽洲，因为试验，提前好几天就盯着天气预报看。然而，往往是孙泽洲和同事们从凌晨准备到早晨，刚要试验，却起风了。大家只能“见风行事”。等着等着，一上午时间没了，错过了最佳光照角度，当天试验只好作罢。3个月里，30多次试验，试验队都只能“靠天干活”。

    每天，吃饭、走路的时候，孙泽洲都会琢磨型号研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度，孙泽洲脸上的笑容不见了，话也少了。有一天，一位设计师送给孙泽洲一面镜子当作礼物。设计师的赠言是：“你是整个团队的灵魂，你的状态决定了团队的士气。”孙泽洲把镜子挂到了办公室里。每天出门前他有没有照镜子，没有人知道。但同事后来看到的孙泽洲，总是精神饱满，充满了迎难而上的劲头。

    重压之下，工作中的孙泽洲不曾乱过阵脚，被团队成员奉为“定海神针”。嫦娥三号着陆器总体副主任设计师马继楠清楚地记得，在着陆过程地面试验的第一次点火试验的准备过程中，推进分系统出现异常。此时，探测器已经加注推进剂，进退两难。将近200名参试人员，都在等着孙泽洲的抉择，现场气氛紧张得让人大气都不敢喘。

    “我们都慌了。”马继楠至今心有余悸。然而，孙泽洲沉着冷静地带领着参试人员一步步地排查异常原因，现场指挥科学有序。原定于早上六点进行的试验，终于在晚上十点点火成功。在场所有人长时间自发地鼓起掌来。

    孙泽洲虽然激动，但默默地离开了控制大厅。嫦娥三号着陆器总体推进分系统主管设计师许映乔跟在孙泽洲的身后，走进大厅对面的休息室。“孙总，现在心情如何？”许映乔“采访”了此时一脸疲惫的孙泽洲。“压力是挺大的，但累而有成，感觉不错。”说着，孙泽洲露出工作中少有的笑容。

    “我不是理想主义者”

    孙泽洲至今感念在他成长路上教导、支持过他的航天前辈们，如嫦娥一号卫星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叶培建和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总指挥张廷新。如今，孙泽洲也像老一辈航天人那样，在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努力为更多的年轻人提供锻炼成长的机会。

    孙泽洲对团队里的年轻人寄托了很高的期望，对他们的工作要求也近乎苛刻。嫦娥三号巡视器遥操作主任设计师张建利私下里常跟孙泽洲“没大没小”，“但开会时我真的挺怵他。”张建利说。每次会上，孙泽洲常微扬着头，望着天花板，呈放空状。但随着其他发言人的话语一落，他的“为什么”往往就来了。“跟孙总开会要提前做大量的准备，他对型号特性了然于心，会就一些技术细节问到你心里发毛。”

    孙泽洲被嫦娥三号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阳、巡视器总体主任设计师申振荣等身边人公认为“很聪明”。大家眼中的孙泽洲，不仅精通自己的测控本专业，对其他分系统的技术“也吃得很透”；他总能将复杂问题的前因后果逻辑清晰地串联起来，为设计师提供解决思路……没有人知道，孙泽洲熬过多少个夜，做过多少功课，仿佛孙泽洲天生就是这般“聪明”的样子。

    作为型号总设计师，孙泽洲将系统优化设计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也是最大的乐趣。嫦娥三号的型号资源非常紧张，孙泽洲于是提出对巡视器上的桅杆和两器的蓄电池进行功能复用，不仅减轻了重量，还增强了系统可靠性。“和大家一起将想法变为现实，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孙泽洲说。

    探月工程是系统工程，涉及方面众多，孙泽洲却总能把握关键。2009年底处于嫦娥三号的方案阶段，发动机试车赶在年底前完成的难度非常大。尽管体恤工作人员的不易，孙泽洲还是狠了狠心，要求相关单位“必须完成”。孙泽洲知道，抓好这次试车就扼住了研制关键点的“喉咙”。“在一个系统工程中，我不可能总是理想主义者。有些事情可以放宽一些，但原则问题要有底线。”孙泽洲说。

    永远放不下的牵挂

    “玉兔”第一次月夜休眠前，媒体在采访孙泽洲的时候，有的称其为“玉兔师父”，有的把“嫦娥”比作他的孩子。自称在感情方面“钝感十足”的孙泽洲当时觉得，“那只是我们做的一个产品。”

    后来，“玉兔”在第二个月夜休眠前出现机构控制异常问题。包括孙泽洲在内的“玉兔师父”们没日没夜地为“玉兔”诊疗，紧急制订了一系列排故、休眠以及唤醒的方案，并进行了大量地面验证试验，双眼熬得像兔子眼睛一样。

    “玉兔”以非正常状态入眠的前一夜，孙泽洲失眠了。“感觉像一个亲人要离开了一样。”孙泽洲动情地说。

    而“玉兔”仿佛听到了“师父”们的呼唤，硬是争气地挺过了极低温的漫漫长夜。“‘兔坚强’醒了！”一直牵挂“玉兔”的公众一片欢腾。“玉兔师父”孙泽洲却病了。“都是月亮惹得祸。”孙泽洲打趣地解释着自己的病因。

    如今，每至夜晚，抬头望月，孙泽洲对其的感情更深了一层。“我会想，在月亮的虹湾区域，有我们的‘嫦娥’和‘玉兔’。”同事们深知孙泽洲对嫦娥三号的感情，工作之余会把听到的有关“嫦娥”和“玉兔”的“八卦”告诉他。孙泽洲会赶紧“偷偷”地上网查相关说法，像每个紧张自己孩子表现的家长一样。

    然而，作为儿子的父亲，孙泽洲自认为并不算称职。“和他呆在一起的时间少得可怜。”尽管在工作上见惯了“大风大浪”，在家里，父亲孙泽洲也有搞不定的时候。每当看到儿子身上有些小毛病，孙泽洲总不免急于纠正，方式往往“简单粗暴”，结果自然“战火升级”。“仔细想想，对儿子挺不公平的。”孙泽洲愧疚地检讨道。

    嫦娥三号任务成功后，很多朋友见到孙泽洲，问他：“怎么不见你喜气洋洋啊？”孙泽洲说，完成这样一个倾尽他和整个嫦娥三号团队六年心血的设计作品，他也“心里偷蔫儿乐”，只是站在个人角度来看，“真没什么”。而当面对嫦娥三号团队，孙泽洲好不容易才“骄傲”一把。“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很伟大，虽然年轻，但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在探索月球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前所未有的认识。”

    不喜欢给自己谋划人生的孙泽洲，在完成嫦娥三号任务后，也有了憧憬：“深空探测充满未知的魅力，未来，我们还要飞得更高更远。”